成都三国文化遗迹寻踪 (上)

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在三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诸葛亮和三国英雄人物在成都人民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和深刻影响，所以在成都地区三国文化积淀特别丰厚，在现今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明清以来，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问世以来，遍布成都地区巷里村落的众多三国遗迹，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随着时光的流失，有些重要的三国古迹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了，但是，在历史典籍中、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市民的口碑中，依然可以寻觅到若干蛛丝马迹。这充分显示了三国文化、蜀汉英雄在成都人心目中的分量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了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浸润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极大地丰富了城乡文化内涵，在成都的文化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三国遗迹的踪影越来越难以寻觅。为了追溯历史，搜寻文明古城的珍贵遗存，本文拟将文献资料中成都的三国遗迹作一梳理，并结合文献记载情况对其现状进行实地考察。或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遗迹的文化、文物价值的重视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 蜀汉时期的成都及皇宫遗址 公元214年，刘备入主成都，以左将军兼益州牧，其衙署曰左将军府，地址在原州牧刘璋故衙。公元221年，刘备在武担山之南设坛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定都成都。诸葛亮为丞相。蜀汉皇宫修建于何时史无明载，但刘禅即位后，喜好声乐，颇出游观，于宫中多有修建，为此，谯周曾上疏劝谏后主：“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蜀汉所营建的宫城，在秦汉大城北部，即今四川省展览馆稍东一带。而诸葛亮之相府及益州牧府，按体制应在宫门之南，即今人民南路北端，红照壁一带。 蜀汉亡国后不久，西晋文学家左思写《蜀都赋》，文中言蜀都之壮丽、皇宫之辉煌，其文曰：“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嶝，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外则轨躅八达，里開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屋。” 文中所说的“新宫”即是蜀汉新建之皇宫，应为刘禅称帝后所建。至于所提到的“阳城”，即少城东南隅之阳城门，约在今成都文庙后街临近汪家拐处。萧梁时李膺《益州记》说：“少城有九门，南面三门，最东曰阳城门，次西曰宣明门，蜀时张仪楼即宣明门楼也。”《蜀都赋》刘逵注说，议殿、爵堂，是蜀汉新宫的殿堂名称；而武义、虎威，是蜀汉宫城二门的名称，如上所述，是文献中所记载的蜀汉皇宫大致情况。 《元和郡县志》曰：“成都县(署)……自秦汉至国初以来，前后移徙十余度，所理不离郡郭。”可见三国至唐代，成都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政府治所也未曾迁到城外。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武担山，这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一处蜀汉古遗址。《后汉书》李贤注谓：“武担山在今益州成都县北二十步。”蜀汉宫城北垣外百二十步即武担山。自唐宋以来，成都城历尽沧桑，几经兴废，尤其经唐代高骈扩筑罗城后，城市布局有了较大变化，但武担山的位置迄今如故，以武担山为标座，即可追寻到当年蜀汉宫城的大致位置。 武担山是确定蜀汉皇宫位置的重要标志。《三国志·先主传》载，公元223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山，位于新华西路成都军区大院内的东南角。是一个高约20米、宽40米、长100余米的小土丘，略呈马蹄形，西高东低，占地面积680平方米。相传为古蜀王开明王妃的墓冢。 《华阳国志》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因此，又名石镜山、武都山。千百年来，武担山为成都一大名胜，历代诗人墨客吟咏甚多。唐代诗人王勃著《晚秋游武担山寺序》，极写武担山之秀丽景象；杜甫亦有《石镜》诗道：“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民国时期，石镜尚存。《四川通志》载：“今武担山上有石，径五尺，厚五寸，莹澈可鉴，号曰石镜。”附近曾有武担山街，今不存。1981年5月，该遗址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武担山上有一六角古亭掩映在绿树丛中，东边有一六角七级砖塔，系现代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