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瑜 、 程普等水军数万 , 与先主并力 , 与曹公战于赤壁 , 大破之 , 焚其舟船 。” 号称拥8 3 万人 马下江南的曹操 , 惨败逃回许都去也 。 自此 , 刘备据荆州 , 而后进西川 , 诸葛亮的隆中决策 完全付诸实现 。 在军事力量上 , 刘备在斜趋汉津之前 , 数经折腾 , 几沉几浮 , 浮时握兵十数 万 , 沉时险遭毁灭 。 然而从斜趋汉津之后 , 刘备就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 军事力量日渐强大 , 直至鼎足之分正式形成 , 尔后又欲图中原 。 因而可以说 , 刘备斜趋汉津 , 更是三方军事力量 重新调整 , 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的关键之举;是刘备重新崛起的分界点 。 江汉与洞湘 , 刘备与 孙权 , 互成特角之势 , 相呼相应 , 主战场与分战场紧密配合 , 才取得了赤壁大战的整体胜 利 。 保存政治基础 、 重要的经济补充 、 形成军力平衡这三位要素 , 全方位地构成了刘备斜趋 汉津这一军事转移行动在整个赤壁大战中的地位—没有斜趋汉津 , 就不会有赤壁大战的三 方交兵 。 无疑 , 这一行动具有不容忽视的战略意义 。 、、 三 、 “斜趋汉 津 ” 对鼎足三分局势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以自己独特 的形象在世界历史上划出了自己的地位和存在的区间 , 东汉末 年至 “三 国 ”时代, 又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中以自已的独特规律存在和前进的 。 连年的频 繁 争战 , 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安定 , 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生产力的结构 , 经济建设处于 放任 自流和任其崩溃的状态 。 从这里出发进行考察 , 赤壁大战以刘备和孙权的联合取胜 , 从 而形成三分鼎足的局面 , 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当时阶段的必然结果 。 诸葛亮 不只是一个军事家 , 也不只是一个政治家 , 他还是一个卓越的经济专家 。 确切地说 , 他是一 个经济 、 政治 、 军事等兼而博通的决策家 。 他未出茅庐的隆中对 , 不是小说家的虚构 , 而是 史载之实有 。 诸葛亮之所以有此为历史实践证明的预言家天才 , 乃是他研究了当时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的矛盾(当然他并没能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概念名词) , 并且在此矛盾基础上能 够运筹 、 决策出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式—只能天下三分鼎足(为大一统过渡)的 形式的结 果 。 对这个天下三分时决策效应 , 我们可以称之为 “诸葛亮效应” , 也可以说是诸葛亮现象 。 在 世界历史上 , 这样一种预言家的效应 , 这样一种能为后来的历史实践证实为正确 的预 言现 象 , 不仅只有诸葛亮的隆中决策 。 且不说马克思 、 恩格斯对人类历史行进规律的总结和概 括 , 能与诸葛氏相提并论者 , 还有希腊哲学家亚里性1 : 多德 、 英国哲学家培根等等 。 在东汉末 年至 “ 三国 ”纷争时代, 诸葛亮提出了 “天 下三扩的预言 , 但他也只能提出 “天 下三 分 ” 的预 言 。 同样 , 这也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所决定的 。 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存 在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精辟的论迷 :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 , 同样 , 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 意识为根据,相反 , 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 活的矛盾中 , 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 释 。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 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 是决不会消亡饰 而新的更高 的生产关系 , 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 是决不会出现的 。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 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 务 ,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 , 任务本身 ,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纤存在 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 中的时候 , 才会产生 。 东汉末年至 ·三 国 · 时代奋就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体系而言 , 并不是一个变革时代 。 但整个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区间中的历代王朝交替 、 诸般世纪更迭 , 却总伴随着某种意义的变革 。 这 种变革 , 在中华民族的语汇中 , 称之为 “革故鼎新”。 在赤壁大战之后 , 随着鼎足三分局面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