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取 得少量粮食呢 ? 《汉书 · 食货志》载 : “今一夫挟五 口 , 治田百亩 , 岁收亩一石半 , 为 粟一百五 十石 ” 。 《晋书 · 食货志》亦载 : “百亩之田, 十一 而税 , 九年躬稼 , 而有三年之 蓄 , 可以长孺齿 , 可以养省年 ” 。 东汉末期一个正劳动力勤劳耕作 , 收获的粮食可以养活全 家老幼五口 , 缴纳钱粮税收后 , 尚有三分之 一可以积蓄 , 以备荒 年 。 证明农业产量 也不 低 。 从矿石中冶炼出 1 000市斤的铜所化费的劳动量 , 肯定远比从土地上生产出3 0市斤粮食所 化费的劳动量大得多 , 因此 董卓改铸小钱后 , 谷价涨到每解数百 万钱是没有 根 据 的 , 这或 许仅指个别地区 , 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 , 又加上敌人围城 , 交通断绝 , 短期内出现 “虽有千 黄金 , 无如我斗粟 , 斗粟自可饱 , 千金何所值”的特殊情况 , 那就不能把 “谷 一解至 数百万 钱 ” 的 主因 , 归咎于董卓改铸小钱而引起的了 。 正确的说 , 大钱改铸成小钱后 , 物价肯定要涨 , 涨到何种程度?应该是铜钱 缩小了 一 半 , 物价就要上涨一倍;铜钱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 一 , 物价就要上涨十倍 。 要回答出具体上 涨数字 , 我们必须要知道汉代正常时期的粮食价格每解多少钱? 汉代前后四百年 , 地域广阔 , 自然灾害和战乱频繁 , 可以肯定平时的粮食价格波动也很 大 , 史书上只记载了因连年受灾 , 战乱而造成的暴涨 , 如 “王莽末, 盗贼起 , 时米石 万钱 , 人相食 ” , “建武之初, 军役皿动 , 牛亦损耗 , 农业颇废 , 米石万钱 ” , 等等 。 也记载了风 调雨顺 , 五谷丰登时的低价 , 如 “宣帝即位, 用吏多贤 , 百姓安土 , 岁数丰攘 , 谷石至 五 钱 ” , 等等 。 这些都不能定为正常时期的粮价 , 作为对比标准 。 同时由于地区不同 , 同`时 期粮价高低也相差悬殊 。 例如正当董卓辖区的长安 , 由于货币减 重引起谷价高涨到每解数百 万钱时 , 而刘虞辖区的幽州(北京)每解谷只要三十个钱 。 这 三十个钱我认 为一定不是董卓 小钱 , 而是指原来所流通的五株钱了 。 因为两汉时代市面 上早已出现了大小 、 轻重 、 成色都 不统一的官铸和私铸的多种多样钱币 。 西汉时贾谊就说过 :“ 民用钱郡县不 同 , 或用轻钱 , 百加若干 , 或用重钱 , 平称不授 ” 等语 。 但各地都以汉武帝时所铸的上林三官五殊钱(每文 约重四克)作为交 易时的标准货币 , 这是统一的 , 其它各种杂币则按轻重大小的比例 , 作适 当的增减而已 。 这里 又引出一个间题 , 要决定粮食价格 , 还要定出使用那 一种货币 , 我们就 以每枚四克重的上林三官五蛛钱作为交易的标准货币 。 既然正史上缺乏正常时期粮食价格的记载 , 笔者就采取最有说服力的原始资料 , 近代出 土文物 — 西汉末年时的居延木简上的记录 : “粟一石, 直 (值)一百一十” 。 “粟 米二斗 , 直钱三十 ” 。 “巢梁粟二石, 石百一十 ” 。 “出钱二百一 十巢粟, 粟二石 , 石 百五 , 出钱百十一 , 果大麦一石 , 石百 一十 ” 。 这些记载可作为平时粮食价格的主要依据 。 因为居延木简是西汉末期简犊 , 、是研 究汉史 的第一 手资料 , 可以补充历史文献的网疑 。 再结合其他资料 , 我们可以确认 : (1 ) 东汉时粮 价比西汉时高 。 这是东汉时冶炼技术有所进步 , 所冶炼出来的铜材积累数量有所增多所致 。 (2 ) 考虑当时塞外粮价一般比中原地区高等因素 , 可定出东汉末期平常时期的正常粮价每解 为一百五十钱(而且这个价格也是偏高的) 。 如折合现时计量单位 , 就是用一百五十枚五株 钱(总重1 . 2市斤) 可以交换到一解(3 0市斤)粮食 , 这个比例是不大会起变化的 。 董卓执政时把每枚原重 4克的上林三官五株钱 , 如改铸成每枚0 . 4克重的小钱 , 就是把一 (下转第3 页) ·, 2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