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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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定本,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只有证明了罗贯中最初的写定本与嘉靖元年
本基本一致,上述观点才能成立。
袁世硕先生在这方面作了细致的考证,然而也仍留有一些疑问。其一,
袁先生从该书引用诗词多为唐宋人所作,从而证明是元人所作,但其中有
一个例外,即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引了明代尹直的一首赞。对此,
袁先生解释说“有理由认为是原本并无,是刻书时才添加进来的” 。 (7)这
就是说,嘉靖元年刻本已经添加了一些内容,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为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嘉靖元年本与罗贯中的写定本之间存在着不
同,至于差距究竟有多大,则人们的意见颇不一致。有人认为两者差距不
大,有人则认为差距非常之大。要之,无论何种意见,都是估测之见。笔
者以为,更为中肯也更切合实际的说法应当是,从罗贯中的写定本到嘉靖
元年本同样存在着一个发展累积过程,因此,嘉靖元年刻本的起点可以追
溯到罗贯中的写定本,而其终点则是该本刊刻的时间。
其二,以书中的一条职称注和二十余条地名注为元人所作,从而证明
嘉靖元年本就是罗贯中的写定本。这条职称注是在“治头大祭酒”下注云
“即万户侯之职” ,袁先生指出, “万户“是元代高级军官的职称,到了明
代,朱元璋就取消了这一军官职称。因此,这样的解释“只有在元代,才
既恰当又通俗易懂” 。但这似乎还只能证明成书的起点是在元代,却无法证
明成书的终点也在元代。元代人的注释在明代依然被保存下来是可以理解
的,何况,假若作者是罗贯中,那么他在明初仍然以元代职称作注,也完
全合乎逻辑。至于书中的地名注,有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是“抄阅者和刊
刻者零星写下, 逐步积累起来的, 其中有的作于元末, 有的作于明初”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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