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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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国”故事的文学叙事毕竟是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
难免要受到历史叙事的影响,并有时使文学叙事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这
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刘、关、张之死。对于关羽的死,《三国志》以极平淡的语调
叙述道:“权(即孙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关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
击羽,斩羽及子平于林沮。 ”①这种叙事语调正符合关羽之死的无意义。然
而在《三国演义》中对于这一事件则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又是“玉泉山关
公显圣”,又是“洛阳城曹操感神”,倾注了极大的悲愤伤痛之情。至于张飞
与刘备之死,本来更是毫无价值可言———张飞为部下所杀,刘备则因兵败
于孙权,忧愤而死。对此《三国演义》一方面无法违背历史史实,一方面又极
力在无意义中发掘意义,因而处于一种叙事的内在矛盾之中。
其二,三家归晋。按照儒家士人的逻辑,仁义之师,必然无敌于天下。蜀
汉作为“道”的承担者,自然应该战胜敌人而一统天下。即使到了后主刘禅
那里,特别是诸葛亮死后,蜀汉也算不得“道”之所属了,却也不应该是那“无
道”的曹魏司马氏集团取得最终胜利。不幸史实恰恰如此。这对于在蜀汉
身上倾注了极大同情的《三国演义》的作者来说乃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
史实与文学叙事之间出现了矛盾。恰好曹魏此时大权已然为司马氏所攫取,
虽然蜀汉之亡是在司马炎代魏自立之前,也可以用“三家归晋”之说以搪塞
了———大家都没有赢,总比“无道”的曹魏获胜要好一些,尽管司马氏的
“晋”,也谈不上是“有道”的。
总之,《三国演义》实际上乃是在道学语境中用士人话语对“三国”故
事的重写,其文本意义之下蕴藏着古代士人阶层的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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