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www.sanguocn.com 7 二 从上述可知，魏晋至明清文人们对诸葛亮评价的主流，由平实朴素渐 趋于玄虚空泛，由多角度渐趋统一，文人的思维愈来愈呈现出道德化、绝 对化的倾向。 人物品评注重道德，本是中国文化题中应有之意。在儒学渐次普及的 汉代， “经明行修” 是评价士人的主要标准。 但随着东汉中后期儒学的式微，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等名实不符现象的出现，人们对士 人的评价比较注重于实际。诸葛亮本人为学不“务于精熟”而“独观其大 略”[40]，魏晋时人的评价主要从政治家、军事家的角度立言而较少从道德 的角度评价，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而宋代以后，对诸葛亮评价中的 道德化色彩越来越浓， “王佐”之议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诸葛亮从“自比于 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到“天生王佐” ，被文人逐渐地圣化了。而这种 圣化，主要从正统的角度突出强调了诸葛亮的忠义，特别是这种忠义对千 秋万世的政治表率和道德激励作用。 政治化、道德化的立场容易导致绝对化、极端化的结论。宋代以后的 文人笔下，诸葛亮与司马懿、曹操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自然有一定的 客观原因。在民族危难之际，由正统观念衍生的正义感、忠义感往往给仁 人志士以巨大的精神支持。 《出师表》 “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名言使他 们热血沸腾。岳飞夜书《出师表》 ，陆游疾呼“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41]，文天祥《怀孔明》诗“至今《出师表》 ，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 赤心贯苍穹”[42]，均借此直抒收复中原之壮志。然而在这种强烈的感情色 彩支配下，文人对诸葛亮以及三国人物的评价往往走极端， “汉贼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