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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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者每每为其“正名” ,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广流开传,几成通则。如天都
外臣《水浒传序》盛赞施耐庵: “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染易
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
不纪。 ”对有人将其当作“近于诲盗” ,他辩解道: “息庵居士叙《艳异编》 ,
岂为诲淫乎?《庄子·盗跖》 ,愤俗之情;仲尼删诗,偏存郑卫。有世思者,
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 ”
[3](p1462-1464)在天都外臣看来,儒、史尚存民间低俗之事。这就为《水浒
传》的存在,通过与正史的挂钩作了合理而正当的辨正。又如,康熙时高
衍首为《聊斋志异》作序,先引据儒家经典,从教化意图着眼,辨明“异”
存在之合理性: “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 《六经》
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
也。 ”[3](p135-137)作为通俗“讲史”类的早期作品, 《三国演义》序跋者首
要任务是保证其正常传播,因此为其正名,颇显急切与必要。欲先正名,
必先准确定位,显然庸愚子、修髯子已意识到此点的重要。庸愚子《三国
志通俗演义序》云:罗贯中“考诸国史” , “留心损益” ,因“文不甚深,言
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3](p887);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更是直接标明《三国演义》能“稗益风教广
且大焉” ,可“羽翼信史”[3](p888)。他们都认为《三国演义》 “羽翼信史” ,
近乎史著,恰当地把握了演义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为《三国演义》的流传
做了恰当解说与宣传。在通俗小说流行前夕为其正名之通则,是通俗小说
得以流传的保证,它反映士大夫阶层对民间文艺认识态度及看法在儒教许
可范围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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