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合理性(统一)
,
并不代表或绝对代表权力的实质合理性或合道性
,
也即不一定符合儒家的
道德政治
,
因为政权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占有
。
孟森先生指出
:“
中国 自三代以后
,
得国最
正者
,
惟汉与明
。
匹夫起事
,
无凭藉威柄之嫌
;
为民除暴
,
无预窥神器之意
。
”〔
1 0]
(P 13 )
这说明其
他朝代之得国
,
来路并不很正
,
经不起道德的检视
。
正 因为儒家知识分子是以伦理道德为坐标
对历史进程加以评判的
,
所以当道德理想失落之后
,
对历史的总结
,
只能往不可知的
“
天命
”上
靠拢
,
这是为不可预测的历史发展所能寻找到的一个唯一
“
合理
”的解释
。
但我们又分明看到
,
在这一对
“
天命
”的
敬畏与困惑中
,
深藏着对历史之非理性发展(
“治乱无
常
”)
及其形式合理性
(既成局面)的批判与反省
。
这一批判意识
,
同时也表现在对历史价值的消解上
。
因为
“
天命
”的归结,
并不能真正解决
作者思想上的困惑(它的不可知性
,
正 乃作者困惑的表现)
,
于是面对历史 的定局和价值的失
落
,
很容易滋生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感受
,
或者说这一虚无主义的产生
,
是道德理想主义破灭
之后的必然结果
。
《三国演义》采用杨慎的O质江仙〕作为篇首词
,
即是这一感受的艺术表达
。
它
作为
“
隐含的读者, ’
(这是后人加上去的
,
可视作附加者对小说中召唤反应结构的发掘
,
并使之
具体化)
,
以一种独特的寓悲壮于闲情的低调形式
,
叙说着作家内心的悲剧性感受和体验
;
它又
作为
“
隐含的作者
”(附加者对作者之“第二 自我”
的识别
,
并将之具体化)
,
站在超然的立场上
,
提供了一种对历史的阐释
。
我们从它表层的解构性话语中
,
可读出其深层的对历史之非理性发
展的批判与反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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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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