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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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呢?就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演变来看,
这正是宋明理学由士人阶层的意识形态渐渐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时期。
儒家之道已然成为社会文化之主导价值取向。贯穿《三国演义》的价值观
念正是这一元明之际特定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 在这里刘备集团是作为 儒
家之“道”的象征而被美化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孔明之智与忠、张
飞之忠与勇、赵云之勇与信,无不显现着“道”之诸义。曹操集团则是失
去了“道”之依托的纯粹强权。在这个集团中, “权术”与“利害”乃是维
系其稳定的主要纽带。至于孙权集团则介于二者之间,在价值立场上并无
独立的归属。这样《三国演义》的文学叙事就将历史上的军阀混战成功地
改造为道义与强权之间的二元对立,一部《三国演义》就是在这种“道”
与“非道”之间的矛盾对立中展开其故事情节的。
我们再来看《三国志》 。这部历来被尊为“良史”的名著成书于晋武帝
太康年间。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从士人心态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学术的演变来看,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一
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所谓“解放”当然是针对两汉经学精神对人们思想的
控制而言的。汉代经学是先秦儒学之变体——作为子学之一,先秦儒学乃
是在野的士人阶层(布衣之士,或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乌托邦精神之
显现,是活泼泼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作为经学的儒学却是典型的官方意识
形态话语。统治者通过将诸经立于学官,并设置经学博士、置弟子员,亦
即使经学与仕途直接相联系的策略,诱使士人阶层就范。于是士人阶层果
然竞相驰骋于“通经致用” 、 “经明行修”而后为官的道路,以至于为争立
某经于学官而势同水火。与此同时,经学也就渐渐失去先秦儒学那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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