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www.sanguocn.com 7 批判精神，而成为纯粹的教化工具。 “三纲五常”即是其核心所在。到东汉 之末，人们的思想已经被禁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解放”也就在孕 育之中了。连道学家程伊川都说： “若谨礼者不透，则是佗须看《庄子》 ， 为佗极有胶固缠绕，则须求一放旷之说以自适。……如东汉之末尚节行， 尚节行太甚，须有东晋放旷，其势必然。 ” ［1］ （p298）这是很有见地的说 法，只是，所谓“放旷”却不必等到“东晋”才有，三国及西晋时已然开 始“放旷”了。钱穆先生说：东汉“过分重视名教，其弊为空洞，为虚伪。 于是有两派的反动产生：一、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循名责实，归 于申、韩。二、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老。 ” ［2］ (p223)这是指汉末魏初而言的。 这种对儒家名教伦理的否弃， 对庄老申韩的 推崇，导致了士人阶层对个人才性气质的高度重视，也导致了他们国家观 念的淡漠。钱穆先生说：三国之时，士大夫“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 吏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没有中央的观念。……国 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 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倪，至三国而大盛。 ” ［3］(p217-218)这就是说，这 是一个“争于气力”的时代，人们普遍崇尚实力而对名教伦理不大看重了。 司马氏集团执政后虽然复提倡名教，标榜“以孝治天下” ，但是却无法再骗 过已然觉醒士人阶层了。在阮籍、嵇康之类的名士看来，司马氏集团的所 作所为不过是场闹剧而已。 陈寿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历史语境中来写《三国志》的。在他的心目 中，绝没有将魏、蜀、吴任何一方当作“善”或“道”的承担者，而将其 对立一方视为“恶”的承担者的意思。他只是看重人的才能、气质与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