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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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看重成功与否,而不注重抽象的道德观念。其评曹操云: “汉末,天
下大乱,雄豪并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韩之法术,该
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
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 [3]
(p44)这里主要是称赞曹操的才能、机谋与功业。其评刘备云: “先主之弘毅
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
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
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
且以避害云尔。 ” [4](p715)这里除了能力智谋的赞誉之外,还有对刘备之
为人及其君臣关系方面的赞扬。这是不同于对曹操的评价之处。又评孙权
云: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
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资甚。至于谗说殄
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 [5](p911)对孙权的批评
多一些,然而也主要是针对其个性方面。
由此可见,陈寿撰《三国志》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与《三国演义》的作
者是迥然不同的。或许是因为刘备个性较为宽和,其与臣下之关系亦较为
亲密, 故而为史家所称道--因为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
并不受时代语境的左右。小说家在以文学的方式重新叙述这段历史时,因
受到道学话语之影响,须寻一“道”之承担者,并确立善恶对立的叙述模
式,于是依据史书原有之痕迹以敷衍之,故“善”尽归于刘氏,而“恶”
尽归于曹瞒。
其次再来看《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知识层面的差异。尽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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