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些比较 , 可以发现它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对《三国志目录》的整理加工不无参考价值 。 传世的《三国志》各种目录在附传人物 的编录上畸轻畸重 , 存在许多问题清代学者卢文粥推测该目录出 自 “ 宋人无识者 ”之手, 近 人柯肋态认为 “ 当出于裴世期 ”, 总之 , 它不是陈寿的原著 。 这样的目录必须重新整合 , 是毫 无疑问的 。 在这一方面 , 卢氏《集解》及张氏《校勘记》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陈校本的目录基 本上沿承了金陵活字本的内容 , 其中虽然略有校改 , 但是只有校改符号而没有校记 , 不符合 该本的校勘体例 。 相对而言 , 易氏《补注》则提供了较多的信息 。 《补注》为吴本的目录 出注 了异文 , 对吴本的胭误还做了一些校补 。 例如《吴志目录》卷十四 “孙登”, 易氏补上了附传人 物 “谢景” 又如《补注》卷首载柯肋态《 答易培基书》指 出 ,《 蜀志 · 霍峻传 》目录漏附 “ 子弋 ”, 《费诗传 》漏附 “ 王冲 ”,《 许慈传 》漏附 “ 胡潜 ”,《 李误传 》漏附 “ 陈术 ”。 这些意见不仅可取 , 而 且富有启发意义 。 如果顺着这种思路对目录进行全面的调整充实 , 那么新《目录》的质量与 功能将会大大提高 。 二是有助于清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 裴《注》在《三国志》旧本里 , 有时作小字双行 , 有 时作大字单行 , 不但出现了窜乱正文的现象 , 而且本身也有引文起讫不明的毛病 。 陈校本利 用前人成果 , 将大部分正文与注文重新组编 , 在内容和形式上远远胜过了旧本 当然 , 这项复 杂的工作不可能一次完成 , 因为校理者限于当时的条件而未及利用易氏《补注》 。 利用《补 注》 , 我们有可能受到某些启发而解决更多的问题 。 例如《蜀志 · 董和传》末尾有这么一段 伟度者 , 姓胡 , 名济 , 义阳人 。 为亮主薄 , 有忠笨之效 , 故见衰述 。 亮卒 , 为中典 军 , 统诸军 , 封成阳亭侯 , 迁中监军 、前 将军 , 督汉中 , 假节领充州刺史 , 至右骡骑将 军 。 济弟博 , 历长水校尉 、 尚书 。 上引七十字在旧本及陈校本里都属于裴《注》 , 似乎一直没有人对此发生怀疑 。 清代学 者赵一清还进而推定 “ 此《注》脱书名 ”, 在相信 “ 此《注》 ”的前提下, 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 。 易 培基指出 , 上文在《通志》里 “ 列作正文 ”, 这一信息对拓开研究思路十分有益 。 循此而进 , 无 论透视其内容还是剖析其体例 , 我们都不难发现 , 这段文字应属正文 , 具体地说 , 就是《董允 传 》的附传 。 此外 , 上文在日本所藏古写本《群书治要》 中也作正文 , 可与《通志》互相印证 。 再如《蜀志 · 谷 仔正传 》最后部分有西晋诏文 泰始八年诏 曰 “ 正昔在成都 , 颠沛守义 , 不违忠节 , 及见受用 , 尽心干事 , 有治 理之绩 , 其以正为巴西太守 。” 上引四十字在旧本及陈校本里都属 于正文 , 卢氏《 集解》 从行文的体例出发 , 认为这是 “裴《 注》误人正文 ”的内容 易培基指出 《通志》的《邵正传》没有上述文字 , 这就为卢说增添 了旁证 。 又如《吴志 · 顾雍传 》结尾有几段裴《注》 , 陈校本对开头两段做了如下编排 《吴录》 曰 裕一名穆 , 终宜都太守 。 裕子荣 。 《晋书》 曰 荣字彦先 早卒 。 易培基说 “‘裕子荣’以下 当另起 。”这就是说,“ 裕子荣 ”不是《 昊录》一书的内容 , 而是裴 松之的 “ 自注 ” 这三个字应当另起一行 , 冠于《晋书》之上 。 通观裴《注》 , 易说合乎体例 , 非常 可取 。 三是易氏在文字校勘上时有创见 。 限于篇幅 , 这里就讹 、脱、衍倒 的内容各举一例或两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