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www.sanguocn.com 3 通俗演义》小字注中的“今地名”都系元代地名而得出“成书于元代中后 期”说。 以书中的注解来考定该书的成书年代，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有 一个前提，即必须确定作注者的身份及其生活的年代。上述两种观点虽然 依据的是两种版本，但问题却是一致的，因为在这两个本子的注文中，又 分别出现了明初的地名或宋代的地名。 前者 17 处地理释义有两处是明初的 地名建制；后者则出现了将宋代的地名作为今地名的情况。张国光先生曾 指出这种现象由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故意拟元人口气，借以证明此本确 出于元人罗贯中之手，以取信于读者；二是由于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他 根本不熟悉三国地名系明之何地，只知道抄录旧籍。 （4）他进而认为，作 者就是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的蒋大器。 笔者以为，既然故意拟元人口气，以取信于读者，为何又出现把宋地 名作为“今地名”的错误？究竟是让读者相信还是让读者大惑不解？如果 真是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他又何必浪费笔墨去作这些注解呢？比较这两 种版本，一是将宋代地名当作“今地名” ，一是将元代地名当作“今地名” ， 有时还出现明初的地名，这实际上透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这些注文是 历代传抄者或刊刻者从旧籍上不断抄录累积而成的。 杜贵晨先生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下限亦即终点确定为元文宗 天历二年（1329）之前，是根据了另外一些材料。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 田诗话》 卷下 《吊白门》 则有 “布骂曰： ‘此大耳儿叵耐不记辕门射戟时也’ ” 一语，元末明初文人张思廉《南飞鸟》诗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 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 、 《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