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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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
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⑤这里除了能力智谋的赞誉
之外,还有对刘备之为人及其君臣关系方面的赞扬。这是不同于对曹操的评
价之处。又评孙权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
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资甚。至
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①对孙权的批评多
一些,然而也主要是针对其个性方面。
由此可见,陈寿撰《三国志》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与《三国演义》的作者
是迥然不同的。 或许是因为刘备个性较为宽和,其与臣下之关系亦较为亲密,
故而为史家所称道———因为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并
不受时代语境的左右。小说家在以文学的方式重新叙述这段历史时,因受到
道学话语之影响,须寻一“道”之承担者,并确立善恶对立的叙述模式,于是
依据史书原有之痕迹以敷衍之,故“善”尽归于刘氏,而“恶”尽归于曹瞒。
其文学叙事所以有别于历史叙事者,实因文化语境截然相异也。
在小说的文本世界中,刘备集团作为“道”的承担者,至少在下列三个方
面表征着士人阶层亘古不变的乌托邦理想:
其一,圣贤人格与君权的统一。自孔子以降,历代儒者无不将尧、舜及夏
禹、商汤、周文王当做理想中的君主予以颂扬。这些君主都是集圣人与帝
王为一体的,是“内圣”与“外王”贯通的。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不是强力
压制,而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身体力行。历代儒者不厌其烦地讴歌他们,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确值得人们尊敬,而主要是出于规范引导现实君主
的目的。儒者们希望现实君主也都成为尧舜之君,如此就能通过他们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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