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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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这一准则也显示着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与士人间必然相互依存,以及
必然有着权力分配问题的历史状况。
其三,仁民爱物。 士人阶层为君主制定的行为规范中,仁民爱物乃是最主
要的内容之一。 在士人看来,君主是否爱护平民百姓,决定着他是否有资格作
帝王。这不仅仅是因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而且还因为“民意”
其实是“天道”之显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句儒家经
典中的名言即说明了“民”与“天”之间的相通性。只有“保民”,方能“敬
天” 。所以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被描写成爱民如子的仁义之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三国演义》的文学叙事之所以有别
于《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主要原因是二者乃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所
产生的两种不同士人话语系统之显现。
前者是道学语境中的产物,标志着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理想;后者则是玄
学语境的产物,表现了士人阶层在主体精神沉落时的历史观。
至于正统观念,当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国志》以曹魏为正
统,这的确与陈寿身为西晋官员的直接关系。然而《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
统,却并非仅仅由于刘备是汉室苗裔。 对于改朝换代,元明之际的士人早已熟
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天命靡常,唯德是归”这久已为士人阶层所信奉。何
况就连真正的汉帝,在《三国演义》中也并非作为赞扬的对象来描写的。因
此《三国演义》的作者绝不会因为蜀汉是“正统”就将其作为“道”的承
担者来写,而只能是因为他选定了蜀汉作为“道”的承担者,这才突出其“正
统”地位的。对于士人思想家来说,离开了“道”的“正统”是一钱不值的。
否则“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儒家古训岂不没有着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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