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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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上说,这个角色群体基本上是“中性”的,既不像曹操之奸,又不如刘
备之仁。由于他们作为弱者与作为强者的曹操集团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所以
他们在求生存这一点上与刘备集团具有共同性,这就使其行为获得了某种
意义与价值。在文本世界中,孙、刘之间(即在主导因素与从属因素之间的关
系维度上)的冲突并非意义与价值之间的对立所致,而只是由于个人意气和
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因此对于文本意义网络与价值取向并无实质性影响。所
谓“三国鼎立”,实际上乃是“二元对立”(《三国演义》亦与其他古代小说
一样,只有相互对立的两种价值观体系)。 董卓及司马氏集团可看作文本的负
从属因素。他们与曹操集团的矛盾冲突也极为激烈,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
但从文本意义与价值角度看,二者却属于同类,都是作为否定性因素存在的。
他们与曹操集团的冲突同样不影响文本意义与价值的基本格局。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三国演义》文本的主要因素与这些因素之间形成
的关系维度,正是这些关系维度构成了文本意义的生成模式。对于这一意义
生成模式,我们可以借用格雷马斯的“意义矩阵”来表示:《三国演义》的文
本意义即是在这个模式中表现出来的。但是文本意义只能决定故事的展开
与人物的好丑善恶,却无法给出更多的东西,例如,仅仅从文本意义上我们就
无法弄清《三国演义》究竟为什么在价值取向上与《三国志》大相径庭。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重建文本所生成的文化历史语境。
二、重建文化历史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模式
特定文化历史语境是如何决定着文本的意义结构的呢?所谓文化历史
语境,具体而言,也就是由若干主要因素所形成的关系网络。 这个关系网络对
于处于其中的文本建构而言,也就是一种意义生成模式。 《三国演义》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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