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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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于《三国志》,二者都是一种“历史叙事”,但它们所呈现出的价值取向
与所暗含的文化意蕴却截然不同,这原因即是二者所赖以产生的文化历史
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模式不同。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演义》的情况。
这部小说成书于元末明初,这是学界定论,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怎样一个
时代呢?就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演变来看,这正是宋明理学由士人阶层的意
识形态渐渐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
的时期,也就是说,此时的理学既有某种士人乌托邦性质,又带有半官方
色彩,从而逐渐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话语系统。如果将这一文化话语系
统视为一种制约着具体文化文本(文学文本与理论文本)意义生成的结构性
关系模式,那么,这一模式是由这样几种主要因素构成的:一是“道” 。这是古
代士人文化的核心范畴,同样更是理学(道学)的核心范畴。它主要有两层含
义:其一,士人乌托邦精神,即圣贤人格理想。这是自“北宋五子”以来的道
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其二,合理有序的社会状况。这即是士人向往的社
会理想,如“仁政” 、 “大同” 、 “小康”等等,也是君权系统所标榜的“治世” 、
“天下太平” 。在寻求社会的安定与层次井然这一点上,古代士人阶层与君
权系统的确有着共同之处,这也正是二者能够长期合作、相互依赖的基础。
二是“势”,即现实权力。这是君权系统的看家法宝,同时也是士人阶层
时刻意欲规范制约的对象。在士人思想家看来,“道”与“势”应该是统一
的,但是这种统一只是在“三代”之时,即夏、商、周时代才存在过,春秋以
降就分为二橛了,故而像孔子这样的“道”之承担者,却毫无现实权力,只能
称之为“素王” 。至于元明之时,当然也是如此。道学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即是使“道”与“势”重新合二而一,也就是他们常说的“致君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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