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www.sanguocn.com 7 —让“道”的承担者,即圣人做皇帝,或者将皇帝改造为圣人。 以此二者为基本关系维度,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意义的生成模式,对此 同样可以用“矩阵”来表示:“道”在这个“矩阵”中处在“主导因素”的 位置,这仅仅是相对于那些保持着士人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的文化建构者 来说的。假如是“异化”的士人(放弃独立精神而甘做君权之工具者),那么 他就可能会将“势”即君权放在“主导因素”的位置。例如《水浒传》和 《荡寇志》的区别即在于此。李挚的《焚书》与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的 区别亦在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三国演义》的文本意义生成模式即 是这一元明之际特定文化历史语境意义生成模式的产物。 因而,刘备集团作为文本主导因素实际上乃是“道”的象征。刘备之仁、 关羽之义、孔明之智与忠、张飞之忠与勇、赵云之勇与信,无不显现着“道” 之诸义。曹操集团则是“势”,即失去了“道”之依托的纯粹强权。在这个 集团中,“权术”与“利害”乃是维系其稳定的主要纽带。孙权集团即是“非 势”———相对于“挟天子以令诸侯” 、 “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曹操集团来 说,孙权无疑是无权力可言的。这个集团并非“道”的承担者,它之所以能够 成为“从属因素”,即主要是由于其处于“非势”地位而与曹操集团有着激 烈的冲突。董卓、司马氏集团自然属于“非道” 。他们与曹操集团一样,只 是纯粹的权力持有者,在文本世界中是作为曹操集团,即“负主导因素”的补 充而存在的。这就是说,《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所以在《三国志》的基础上 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写,以至于二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出现了背离,这完全是 不同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对于作者来说,也许这一切都是“应当如此” 。 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进行话语建构时,实际上是被一种特定的意义生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