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www.sanguocn.com 8 所控制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当代语言哲学所谓“不是我们说着语言, 而是语言说着我们”,也是有其道理。 《三国演义》是元明之际具有独立意 识的士人文学家,运用道学话语系统对《三国志》的历史文本进行的重构, 也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文本在以道学话语为主导因素的意义生成模式中的 变体。那么《三国志》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又是在怎样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被 建构的呢?下面我们即来探讨这个问题。 三、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 《三国志》成书于晋武帝太康年间。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从士人心态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学术的演变来看,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一 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所谓“解放”当然是针对两汉经学精神对人们思想的 控制而言的。汉代经学是先秦儒学之变体。作为子学之一,先秦儒学乃是在 野的士人阶层(布衣之士,或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乌托邦精神之显现,是活 泼泼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作为经学的儒学却是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统 治者通过将诸经立于学官,并设置经学博士、 置弟子员,亦即使经学与仕途直 接相联系的策略,诱使士人阶层就范。于是士人阶层果然竞相驰骋于“通经 致用” 、 “经明行修” 而后为官的道路,以至于为争立某经于学官而势同水火。 与此同时,经学也就渐渐失去先秦儒学那种社会批判精神,而成为纯粹的教 化工具。 “三纲五常”即是其核心所在。到东汉之末,人们的思想已经被禁 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解放”也就在孕育之中了。连道学家程伊川 都说,“若谨礼者不透,则是佗须看《庄子》,为佗极有胶固缠绕,则须求一放 旷之说以自适。……如东汉之末尚节行,尚节行太甚,须有东晋放旷,其势必 然。 ”①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只是所谓“放旷”却不必等到“东晋”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