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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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通俗演义》富含哲理,以济世利民思想来评判三国人物,研
究者多认为其有深刻的民本思想,故作者创作应有强大的思想动力。英宗
时“土木之变”震动朝野,此后,各地岳飞庙,关羽庙纷纷建立,边防军
事著作亦大量出现。王越西北征战 20 余年,有感蒙古对明朝的不断骚扰,
故其对诸葛亮及岳飞崇敬有加,其集内吟咏此两人的诗篇甚多。加之王越
长期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 使其有充分的理由和动力创作这部小说。 故 《三
国志通俗演义》可谓是王越长期追求的道义理想之作,激愤之作,同时也
是警世之作,提供战争经验教训之作。
《三国志通俗演义》用三国史事和故事来搬演义理,对于“义”思想
的深刻演绎,是《三国演义》的核心,同时也是对“义”内涵的深化和发
展,而这也正是王越的思想。 《王越集》中对“义”的阐释诗文甚多,如《义
方斋为梁给事赋》中有: “吁嗟人生孰为义?物欲所蔽人自亡。此义在天为
正气,在人为纪纲。人能直养而无害,其体至大而至刚。可以舍生取,不
可见利忘。凡事有方乃能立,义方之方非寻常。释氏方寂灭,老氏方荒唐。
异端安足以语义?惟吾儒者斯可当。 ” [8]又如在 《明故姑苏天全蒋公墓志铭》
中有“出也事君,处也事亲。惟忠斯义,惟孝斯仁”[9]。在《三贤祠》中
有“步入三贤祠,凛然有生气。我非拜楚臣,特拜古忠义”[10]。在《鞭尸
滩》一诗中,论及伍子胥时说到: “平王之屍若可鞭,子胥之目亦可抉。父
兄之仇固当复,君臣之义安可缺?”[11]在《东轩》诗中有“忠孝要当知所
以,文章原不在之乎。礼门好接真儒者,义路宁容浅丈夫”[12]。 《王越集》
中此类论述很多,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要演之“义”甚为吻合。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王越集》内有一个重要的契合之处,即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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