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人也可以作不同集团之间的横向流动。 “士”之自觉多向流动的可能源于汉 魏之际乱世群雄纷争营造的多“主”局面，一定意义上消解了既定的尽忠 于一姓之“忠义”观。随着局部地区的稳定， “主公”权势的加强和牢固， “士”之自觉流动的空间趋于逼仄，士人自觉的独立自主亦随之丧失。孙 启祥《曹操的历史形象及〈三国演义〉对其的塑造》认为，历史典籍和古 人眼中的曹操是一个具双重人格和两面形象的典型人物，他既是奸臣，又 是英雄。近现代以来，时不时、有意无意出现替曹操“翻案” 、张扬其英雄 业绩而淡化其奸臣行为的现象，缘于崇拜强权的文化心理和标新立异的学 术风气。 《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塑造大体把握了历史真实，无刻意丑化 现象。民间和戏剧舞台上曹操奸臣形象的定位，则是平民百姓心理和愿望 的选择。杨明贵、戴承元的《论孟达真实面目及其叛蜀之原因》对孟达其 人及其叛蜀之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孟达绝非凡俗之辈，就武功、谋略和 才情而论，他是蜀中士族中的出类拔萃者。孟达叛蜀投魏，既反映出蜀汉 定鼎西川之际其上层集团中政治斗争之激烈和残酷，也反映出孟达作为前 蜀中将领在新政权体系中所处的悲剧性境遇。夏旻的《诸葛亮：史传与文 学的差异及其原因》认为，史传的诸葛亮与文学的诸葛亮有着明显的差异， 即史传的诸葛亮更倾向他的社会角色，我们能直接感受到的是他积极入世 的儒家精神；而文学的诸葛亮，无论从他本人的作品还是别人的描绘中， 我们所能感受的，除了儒家的积极入世，更有道家的淡然出世。从史传到 文学，诸葛亮形象走过了一个不断充实、丰满、完善的历程，这个历程深 深地浸润了中国文人对理想人生的追求。石玲的《孔融的前生今世》认为， 在一个群雄并起，随时以武力解决问题的纷争年代，孔融归根到底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