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从而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在战争叙事中坚持以“智谋”为核心，注重 对哲理性内容的阐发，能给读者一种经验性的示范效应。描写战争的方法 灵活多变，善于根据不同的战争状况作出不同的艺术处理，因此，作品中 的战争千变万化，丰富多彩。蔡美云的《 〈三国演义〉中的“的卢”故事及 其叙事功能》认为，的卢马故事承载了比较特殊的叙事功能，作者利用这 个故事巧妙地设置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借此生发并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 展。作者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马跃檀溪”这一故事背后的意义， 渲染了刘备“真天子”的神奇，凸显了作品“拥刘反曹”的主题。作者还 充分利用了的卢“妨主”的故事，借此对刘备、刘表、徐庶等形象进行了 刻画，突出了人物性格。张淑蓉的《 “衣带诏”系子虚乌有的矫诏》指出： 《三国演义》中许多情节起着强化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作用， 小说中的“衣带诏”事件是一个虽见之于《三国志》 《后汉书》的转述、却 没有历史实证的“闻而不见”的矫诏，经小说家的选择与艺术处理后，便 造成了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的研究 欧阳健认为《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是可以肯定的，罗贯中与施耐庵 的关系向来以“施罗二公”并称，施耐庵居前，罗贯中居后。嘉靖本、袁 无涯本卷端均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据此可判定施耐庵和罗贯中 《水浒传》作者的身份， “集撰”和“纂修”极为得宜地概括了施、罗对《水 浒传》成书的贡献，和高儒《百川书志》所录之《水浒传》题“施耐庵的 本，罗贯中编次”完全一致，都承认罗贯中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 ，而 后又独立写出《三国志演义》 。涂秀虹的《在建阳刻书文化背景上讨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