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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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三国演义》中一些重要人物形象的某些
特征,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研究成果。
沈伯俊:除了上述五个问题,中国研究界讨论热烈、进展较大的还有
三个问题: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关于毛宗岗父子和
毛评《三国》 ;关于“三国文化”研究。限于篇幅,这里姑且从略。
金文京:在日本,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还有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三
国志平话》的研究。上面说过,元代《三国志平话》的两种版本都保留在
日本。 其中元至治间建阳虞氏所刊本大家早就知道, 而与之同一内容的 《三
分事略》(天理图书馆藏)则是在 1990 年影印本(东京八木书店)出版以后才
渐为人们所知。中国部分学者因《三分事略》题目中有“至元新刊”字样,
曾认为《三分事略》的刊刻比《三国志平话》早;不过日本学者一般都同
意影印本解题中入矢义高的意见,即《三分事略》是一部粗糙的坊刻本,
其刊刻年代应晚于《三国志平话》 。对于《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的
比较,在中国自从孙楷第《 〈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 》(载《沧
州集》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之后,似乎没有多大进展。而日本方面,小川
环树的《 〈三国演义〉的发展踪迹》(载《中国小说史研究》)一文,讨论了
《三国志平话》 开头部分的佛教性质及张飞人物形象的突出; 我也写过 《试
论〈三国志平话〉的结局》(在 2005 年 8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古
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上发表),分析《三国志平话》的结局和元明两代正
统思想转变的关系。至于《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三国戏的比较,有高
桥繁树的系列论文《三国杂剧和三国平话》(1—4)(载《中国古典研究》19、
20 号, 1973—1974 年); 我所著 《三国志演义的世界》 (东方书店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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