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任务相比 , 个人之身(贞操)就显得无足轻重 了 。 当貂蝉完成任务后 , 小说便不去管她的结局 如何 , 只言曹操杀了 吕布后 , “将 吕布妻女载回许都 ”完事, 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 “ 失却贞操 ” 尽管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 但毕竟是终身的污点 , 无法再给她一个合理的结局 。 另外 , 对气节的强调 , 也是小说赋予人物合义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这类叙事 中 , 既 注重 突出他们 “奋然 勇决 ”的 自主性和“ 特立独行 ”的精神, 又为这种精神灌注了一种激昂天地的情 感力量 , 正如墨子刻所指出的 , 在儒家的理念中 ,“ 气骨 ”、“ 气格 ”、“ 志气 ” 、“ 义气 ”以及“ 气节 ”等 用语 , 都反复使用到 “气”这个字 眼 ,“所有这些 语辞 , 都含有从情感上激起的一种道德力量和勇 气的意识 。 ”〔 6〕(P 40 ) 这种富于情感的勇气 , 摒除了个人 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 使人获得了一种超 越生死的力量 。 在小说中 ,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 单就女性而言 , 如徐庶之母 “不畏鼎镬, 不惧刀 斧 ”, “守 节无亏 ”, “气若丘 山 ” 的精神(第 3 7回) ; 姜叙之母临死 “全无惧色, 指马超而大骂 ” 的勇 气 (第6 4 回) ; 马邀之妻耻于丈夫的 “ 不忠不义 ”而 自缀身亡的果决(第11 7 回) ; 夏侯女截耳断鼻 , 自残其体的贞烈以及 “不 以盛衰改节 ” 、“不 以存亡易心 ”的气节 (第10 7回)等等 , 皆是如此 。 唐君毅先生说 , 在描述一个成为行为典范的人物时 , 儒家传记作者的兴趣在于将传主的行 为当作一种普遍道德精神加以表述 , 而完全不在于传主这些行为所由以发展起来的细节原委 和经验 。 [6〕 (P 43 ) 这在中国的讲史小说中 , 尤其如此 。 这种对普遍的道德精神的张扬和对人物之 伦理主义的评判视角 , 又构成小说审视历史的批判性立场 , 而不以成败论英雄 , 不以定局看历 史 , 它所关注的是权力的文化合理性和合法性 , 因而对历史采取的是 “ 阐释 ” 的方法 , 而不是对 既往历史的 “注释”。 二 、 审视历史的批判性立场 余英时先生指出 :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 , 作为 “社会的 良心 ” , 他们 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 他们 “不但代表‘道’, 而且相信 ‘道’ 比 ‘势’更尊。 所以根据 ‘道’的 标准来批评政治 、 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 。 由樱下先生 ‘不 治而议论 ’的事观 之 , 知识分子这种 ‘言 责 ’早在 公元前四世纪时即已为官方所承认 。”[ 7〕(P1 07 ) 所谓 “ 不治而议 论 ”的“不治” , 即 “无官守”之谓也;“议论”则是今天 所谓的批评 。 这样就把知识分子和批评完全 等同了起来 。 [7」(P 1 05 ) 三国分争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道 、 诸侯争霸的时代 , 处于边缘位置上的 罗贯中正由于脱离了体制的羁约 , 找到了一套属于知识分子 自己的批判性话语 , 代道立言 , 批 评故事 , 从而构成《三国》审视历史的批判性立场(这在毛宗 岗的修订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 充分体现出知识分子的身位自觉和独有的批判性 、 否定性的人文精神 。 这种 “士志 于道 ” 的精神 , 既折射在小说中塑造的那些 “持道不 屈 ”的知 识分子身上 , 折射在 那些 “ 为王者师 ”的人格典范上, 也表现在对历史之非理性发展的价值否定及对其形式合理性 的文化批判上 。 “持道不屈”最 典型的人物 , 当为称衡 。 在他身上 , 一者表现出自由知识分子 “不治 而议论 ” 的历史性格和以 “ 师 ” 自重的身份自觉 ; 二者体现了不枉 “ 道 ”而 从 “势”的浩然 之气和信仰承 当 。 称衡经孔融举荐初见曹操时 , 本意欲曹操以 “师”礼相 待 , 当遭到曹操 “势”的相 压后 , 面此轻蔑 , 他只有以自高身份的办法 , 来保持 “道”的尊 严 , 并以此抗 “势”。 这是因为在中国 “政教合一” 的 体制中 ,“ 道统是没有组织的 ,‘道’ 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 ”[7〕 () 此与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而树立与保障迥然有别 ,“ 中国的 ‘道’则 自始即 P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