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怠慢 。” 为报此知 遇之恩 , 诸葛亮 “ 安敢不竭股肪之力 , 尽忠贞之节 , 继之以死乎 !”这里 ‘服” 的观念 , 已超越了单向度的服从依赖关系 , 臣的忠乃是通过君对臣的信任 、 尊敬 、 礼待而获得的 回报 。 这种名为君臣实乃师友的关系 , 正是罗贯中及众多知识分子心 目中理想的关系而给予大 力歌颂 , 并通过诸葛亮形象的塑造 ,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典范 , 以寄托作者自己 “ 为王者师 ”的情结 。 诸葛亮不仅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为王者师的优秀楷模 , 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 身份自觉(这在他自比管仲 、 乐毅的形象认同中亦可充分窥见)与师道尊严 ; 而且他又是儒家 “ 内圣外王 ”之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 是集知识(我) / 道德(我) /政治(我) — 三位一体( “三 我 ” 合一)的完人形象 。 台湾黄俊杰先生说 :“在儒家传统的大 经大脉之中 , 知识 、 道德与政治三者之 间的关系 , 是历代儒者思考问题的一个通贯性主题 。 从传统儒家的立场看来 , 道德是人之所以 为人的内在根本 , 知识则是他的外在凭藉 , 政治则是他由内通向外 , 用道德与知识来美化人间 的途径 。 我们如果用春秋时代的人的说法 , 则 ‘道 德 ’就 是 ‘立德’,‘知识’就是‘立 言 ’,‘政治’就 是 ‘立功’ , 同为人间之三不朽的盛业 。”「 8](P 2 4 8)就诸葛亮身上 的 “知识( 我) ”而 言 , 小说更多地 赋予他超常的军事才能 , 这一通天文 、 识地利 、 知奇门 、 晓阴阳 、 察阵图 、 明兵势的才能与智慧 , 有违历史真实 , 更多传奇色彩 , 以至于出现 “状诸葛之多 智而近妖 ”的现 象 。 这种适度的 “神化”, 显然是小说为他之 “政 治我 ”的实现所附加的必要条件 , 于是 “ 优秀的才智和神奇的法力共同刻 划出典型的谋士形象 ,‘满足 了 目不识丁与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成熟嗜好和原始需要 ’ 。 由于作者 自己通常也是书生 , 不免也反应了他们的某些理想和梦想 。 ”[9〕 (P 43 6)诸葛亮也就成了一个超 越了个体存在和历史存在的文化符号 。 众所周知 , 《三国》是罗贯中熔正史与民间文艺(讲史与杂剧)于一炉加铸而成的 。 由于一方 面作者退守民间 , 处于边缘 , 因而比体制中人更具有 “ 士 ”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 另 一方面 , 在 历史的更替演变过程中 , 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与传承往往是在民间 。 于是 , 大传统(文人)与小传 统(民间)便有了相互融合的基点 。 这一大/小传统的融合 , 使《三 国》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 位 , 其显著的表现 , 就是对正史话语霸权的突破 , 将 “ 正统 ”赋 予失败的蜀汉一方 。 对其正统地位 的肯定 , 也就是对 “道” 的肯定 , 对其政权之文化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肯定 。 余英时先生指出 , 中国 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的那一刹那起 , 便与所谓的 “道”分不 开 , 是 “ 道 ” 的自觉承担 者 。 中国的 “道”源于 古代的礼乐传统 , 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 , 这就决定知 识分子主要是以文化秩序为其关怀的对象 , 在他们而言 , 文化秩序才是第一义的 。 正由于这样 的原因 , 身为知识分子 的罗贯中 , 对这一段历史的兴趣 , 并非在谁最后取得胜利上 , 而是将叙事 聚焦在 “ 道 ”也 即儒家传统的价值合理性上 , 从而造成对曹魏及司马政权的否定与批判 , 并将司 马之废曹 , 视为 “依样 画葫芦 ”的“果报” 。 这一对历史之既成局面(形式合理性)的批判与否定 , 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的合理性或合 道性 。 这也就是说 , 在三国分争阶段 , 取得胜利的一方虽 占有 “天 时 ” 而具有形式的合理性 , 但究 其实质 , 则是一种在形式合理性遮掩下的实质非理性 。 这一非理性在小说中具有两层含义 : 一 为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或价值理性为转移 , 它往往受 “ 天命 ”这一非理性因 素的支配 , 这在 诸葛亮发出的 “谋事 在人 , 成事在天 ” 的浩叹中可充分窥见 ; 二是在历史 的发展中 , 往往是目的 一工具合理性起着重大作用 , 我们常看到的事实是儒家所设定的 “圣 一王 ”理想, 在历史上经常 被演变为 “ 王一圣 ”, 因而统一天下的一方 , 虽在完结割据局面上作出历史贡献 , 但这一 “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