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中的积极进取的 精神 , 包含着比三国精神更丰富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内容 。 不仅如 此 , “三 国演义文化 ” 将三国人的进取精神高度地理想化 , 由现实发展成为一种艺术 , 由一种 意识上升成为一种审美 , 具有了审美价值 。 诚然 , 这种以建功立业 、 报效国家为特征的进取 精神 , 虽不能包含 “三 国演义文化 ” 思想的整体 , 但却构成了 “三 国演义文化 ” 的思想基调 。 二 、 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 三 国 , 是 中国历史上 最不 安宁的时期之 一 , “ 自董卓已来 , 豪杰并起 , 跨州连郡者不可胜 数 ” , 家家欲为帝王 , 人 人欲为公侯 , “率 土分崩 , 生民之命 , 几乎泯灭 ’ , 天下大乱 , 人心 思 危 , 朝不保夕 。 由此 , 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笼罩在 剧烈的优 患之 中 。 这种剧烈的动荡和优患唤 起了无数仁人志士 、 英雄俊杰的社会责任意识 。 尤其是新兴的中下层地主阶层和知识分子 , 秦 汉以来 , 第一次获得 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与机会 , 对社会生活充满热情 , 有一种社会主人翁的 自豪感与责任感 , 加之他们对国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 对 民生疾苦有较深的体察 。 他们普遍 滋生一股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 。 汉末 , 军阀四起 , 各霸一方 , 连年混战 , 国家四分五裂 , 曹操见 此 , 忧心仲仲 , 不禁叹 道 :“对酒 当歌 , 人生几何 , 譬如 朝露 , 去日苦多 , 慨以当慷 , 忧思难忘 ” 。 这 悲凉的调子 , 唱 出了他久积的忧思 ; 他的优思 , 不仅是感到人生的短促 , 更重要 的是 由于天下未定的壮志未 酬 。 诸葛亮也时常流露出天下未定 , 大业难成 的揪 然戚容 。 《出师表》说他 “受命 以来 , 夙夜 优叹 , 恐托付不效 , 以伤先帝之明 ”。 魏明帝即位 , 大兴土木 , 许多人几乎同时上疏谏阻 。 杨 阜一再上疏提醒明帝 :“ 苛政甚于猛虎 ”; 王基警诫明帝 “水所 以载舟 , 亦所以覆舟 ”; 辛毗劝 谏曰 “诸葛亮 讲武治兵 , 孙权市马辽东 ” , “ 唯陛下为社樱计 ” 。 这一切突出地表现了三国人 强 烈的优患意识和以天下之忧为己忧的社会责任感 , 反映出三 国人关心社会 , 关心 国家的品格 风范 。 与优国之心紧 密相联 , 三国人的 “ 优民之磋 ” 更加真切 动人 。 如建 安时期 , 以 “三 曹 ”、 “七子” 为代表的许多诗人 , 学习汉乐府 , 描 写社会的动乱 和 民生疾苦 , 并寄予深切的同情 。 曹操作 《篙里行》 , 真实地再 现了 汉末 的战乱和人 民的苦难 , 并寄以无限的同情 。 王聚写下 《七哀 诗》 , 真实记 录了当时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悲愤之感 。 同一时 期 , 女 诗人 蔡琐也写下脍炙 人口的《悲愤诗》 , 通过自己的遭遇反映 了汉末战乱中广大人 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 , 字字 血泪 , 读之心裂 。 在 “三 国演义 文化 ” 形成过 程中 , 始终贯穿着的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 , 唐宋以后 , 日趋 突出 。 爱国主义诗人杜甫 一生 忧国忧民 。 “安 史之乱” 爆发后 , 颠沛 流离 , 举家逃难 , 客居三 国蜀汉故地成都 , 思古怀今 , 感慨万千 , 写 了大量三 国诗 , 缅怀 、 追慕 、 歌颂三国英雄 , 表 达他对 “安史之乱” 给国家和 人 民带来的战祸的深深的优虑 , 渴望自己能象诸葛亮那样能遇 上贤明君主 , 为振兴唐帝国而建功立业 。 尤其是宋人陆游 、 辛弃疾 、 戴复古 、 刘克庄 、 文天 祥 、 姜夔等一大批爱国志士 , 在国难当头之机 , 都以三 国英雄自励 。 陆游的 《书愤》 、 辛弃疾 的 《永遇 乐 · 京口北 固亭怀古》 、 戴复古 的 《满江 红 · 赤壁怀古》 、 文天祥的 《楼桑》等诗词 , 都思古而发幽情 ,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 以及壮志未酬的悲愤和以身报国的壮志雄心 。 “ 三国演义文化 ” 中的忧患意识 , 主要 突 出一种社会责任感 , 特别是 注入 了浓厚的民族意 识 。 因为宋代以后 , 民族矛 盾上升为国家首要的矛盾 。 具体地说是一种民族危机的优患意识 。 1 0 4